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集中发布行政协议典型案例。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作为现代行政管理活动的新方式，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从权力服从关系转变到平等合作关系的重要体现，是满足公众社会治理参与权和公共资源分享权的重要路径，也是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必然结果，体现了现代社会服务行政、给付行政的发展理念。行政协议对于推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推动社会资本潜力充分释放，推动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形势下，行政协议的广泛运用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将行政协议明确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019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并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一司法解释对于推动建立完善政府依法行政、守信践诺机制，强化产权保护，保障民营经济和社会资本合作方的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法治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提供了更详细的审理规则和更统一的裁判尺度。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数量越来越多，审理标准也越来越规范，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司法解释正式施行已满一周年，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范围撷选了一批行政协议典型案例，今天正式向社会公布。
本次发布的是第一批，共十件案例，涉及行政协议的履行、变更、解除、无效等法律适用问题。这批案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体现了行政协议案件的多样性。这十个案例既包括行政机关订立行政协议、单方变更或者解除行政协议案件，也包括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案件；既包括征收补偿协议案件，也包括政府特许经营、招商引资等行政协议案件。二是，体现了行政协议案件审判理念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在始终坚持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订立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协议，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注重对协议本身的合法性审查，注重对履约行为的合约性审查，有效融合公、私法，彰显行政审判全面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的优势。三是，体现了行政协议案件审理规则的特殊性。这十个案例涉及的行政协议法律适用问题，体现了优先适用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的鲜明公法特色。在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时，也可以适用民法典等民事法律规范。在举证责任分配和责任承担方式、行政机关依法履约的判断标准等方面，也有区别于其他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这些典型案例坚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对于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严格兑现承诺、认真履行行政协议职责具有积极引导作用。我们期望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的发布，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审判经验，不断丰富行政协议案件审判实践积累。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依法妥善审理行政协议等行政案件，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引作用，推动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强化产权保护力度，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与获得感。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协议典型案例
（第一批） 1.卡朱米公司诉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请求撤销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案； 2.温红芝诉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请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案； 3.张绍春诉重庆市綦江区新盛镇人民政府不履行土地复垦行政协议案； 4.张铁成诉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5.九鼎公司诉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管理委员会、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履行招商引资行政协议案； 6.陈佐义诉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单方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决定案； 7.马诺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 8.恒裕公司诉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9.灵石公司、正和公司诉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政府、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政府、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政府请求订立特许经营行政协议案； 10.淮安红太阳公司诉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政府继续履行投资协议案。 一、卡朱米公司诉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请求撤销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案 基本案情 2007年，福建省卡朱米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朱米公司）取得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011年2月16日，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对莆田市城区工业企业搬迁工作制定了具体搬迁补偿细则。2015年3月8日，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荔城区政府）委托福建光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卡朱米公司企业资产搬迁补偿价值进行评估。2017年1月22日，莆田市磐龙山庄项目指挥部受荔城区政府委托与卡朱米公司订立《企业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该补偿协议对合同主体，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和实物资产情况，补偿方式，补偿项目及补偿金额，过渡方式，征迁补偿款支付方式及交房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7年5月15日，卡朱米公司以补偿协议显失公平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补偿协议。 裁判结果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补偿协议第六条约定，将搬迁补贴额预留12,104,576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卡朱米公司需开展兼并重组且兼并重组投资额需大于征迁补偿额36,182,713元，并经荔城区政府审核后，才可以取得履约保证金。如果卡朱米公司投资额小于征迁补偿额，将取消卡朱米公司履约保证金。该条款对被征收人获得搬迁费用人为附加了不平等条件，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补偿明显不合理，行政协议显失公平。遂判决撤销卡朱米公司与荔城区政府订立的补偿协议。荔城区政府不服，提出上诉。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就补偿协议内容来看，卡朱米公司要获得协议约定的全部搬迁补贴额，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完成企业兼并重组；二是兼并重组投资额必须大于征迁补偿额。而实践中，实现企业的兼并重组需要有合适的被兼并对象且兼并双方需能达成合意。因此，卡朱米公司要实现上述条款的首要条件就必须依赖第三方的参与及其意思表示，而非卡朱米公司依其独立意志可以成就，这样的条件设定对于卡朱米公司权利的实现显然困难。条件中关于“投资额必须大于征迁补偿额”“如果投资额小于征迁补偿额将取消履约保证金”等设定没有考虑到卡朱米公司投资的实际状况以及实践中投资额到位的各种可能性，没有对投资额到位作出合理的安排，简单规定投资额一旦小于约定就取消履约保证金，对于卡朱米公司而言显然过于苛刻。从补偿协议履约保证金设定的金额来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搬迁补贴额为27,173,083元，而约定的履约保证金为12,104,576元，约占搬迁补贴额的45%，如此巨额的履约保证金对于卡朱米公司也是极为不公平的。因此，补偿协议为卡朱米公司获得合法合理的搬迁补贴额附加了不平等的条件，违反了合同所应遵循的公平、平等的基本原则。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补偿协议存在不公平的情形，依法撤销补偿协议，于法有据。荔城区政府可在与卡朱米公司充分协商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原则重新就补偿安置达成协议。二审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如何在契约自由与公法监管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是行政协议案件审理的难点。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的订立过程中，应秉持公平公正、“禁止不当联结”等原则，合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与相对人展开平等协商，达到既实现公共治理，又有效保护和实现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本案中，获得拆迁补偿属于被征收人的法定权利，其与被征收人是否完成投资额等义务之间没有合理关联。涉案行政协议的订立，虽在形式上符合平等协商的要求，但因行政机关利用其强势地位为协议相对人设定明显不对等的条件或者义务，实质上并不具有合意基础，违反了“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因此，针对协议相对人提出行政协议存在显失公平情形之主张，人民法院除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对是否属于合意进行审查外，还应当适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对是否存在“不当联结”进行判断。经审查认定存在显失公平或者不当联结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协议相对人主张撤销行政协议的诉讼请求。
二、温红芝诉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请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2月3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涉案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冯志来为承租人，内有在册户籍人口14人。2016年1月20日，上海市虹口区旧区改造和房屋征收居住困难认定小组（以下简称虹口居困认定小组）确认冯志来户在册户籍人口包括冯志来、温红芝、冯桂英等11人符合居住困难户认定条件。2016年1月27日，冯志来户与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虹口区房管局）订立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协议第六条（居住困难保障补贴）中载明：“经认定，被征收户符合居住困难户的补偿安置条件，居住困难人口为11人，居住困难户增加货币补贴款人民币2,023,739.62元。”2016年2月3日，该户交房拆除。同年10月20日，冯桂英等人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温红芝等人分家析产诉讼。在该案审理中，询问各方当事人对补偿协议效力的意见，各方均认为协议有效。2016年12月，冯志来过世。温红芝认为补偿协议认定的居住困难人口中有多人不符合居住困难认定条件，损害了国家利益，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补偿协议无效。案件审理过程中，虹口居困认定小组对该户居住困难人口进行了重新审核和认定，剔除了不符合居住困难认定条件的5人，将居住困难人口认定为6人。 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补偿协议的签约主体适格，其内容并无法定无效的情形，故温红芝请求确认补偿协议无效理由及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但补偿协议对冯志来户的居住困难人口认定确有错误，进而影响到居住困难户保障补贴数额的确定。虹口居困认定小组在本案审理中对居住困难人口重新作出认定，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考虑到补偿协议对于居住困难户保障补贴的确定涉及国家征收补偿资金，虹口区房管局作为征收部门明确要求返还错误增加的补贴，因此对补偿协议第六条内容依法应予变更。温红芝正是以此为由请求确认补偿协议无效，因此变更补偿协议与其诉讼请求并无矛盾。遂判决：一、驳回温红芝的诉讼请求；二、变更补偿协议第六条为：经认定，被征收户符合居住困难户的补偿安置条件，居住困难人口为6人，居住困难户增加货币补贴款人民币428,739.62元。温红芝等户内人员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重要的行政协议。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协议订立主体、内容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既要保障被征收人的征收补偿利益，也要避免国家财政资金的非法流失。若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或者部分成立，而行政协议又不具有合法性的，人民法院不宜简单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涉案行政协议对补偿款项的认定确有错误，但又不足以影响协议效力，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变更判决，既回应了当事人的实质诉求，保障被征收人获得公平、公正的补偿，又使涉案协议回归合法状态，有效监督房屋征收部门依法进行征收补偿工作，实质性解决行政协议争议，减少当事人的讼累。 三、张绍春诉重庆市綦江区新盛镇人民政府不履行土地复垦行政协议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月24日，张绍春与重庆市綦江区新盛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盛镇政府）订立《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约定由张绍春自愿将其使用的位于新盛镇陈家村1社633㎡农村建设用地，交付新盛镇政府向綦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綦江区国土房管局）申报实施复垦，待验收合格并取得合格证后，给予张绍春退出宅基地补偿费共计114,054元，由新盛镇政府统一拆除房屋后10个工作日内预付28,513元（后已实际支付），剩余款项待验收合格并取得合格证后，按竣工验收确认面积结算并支付。綦江区国土房管局在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出具审查意见书后作出建设用地整理合格证，载明张绍春建设用地为575㎡。张绍春退出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时同期发布的农户所得地票交易价格为13.005万/每亩。张绍春认为新盛镇政府未按约定履行《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规定的义务，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支付剩余的土地复垦补偿费94,969.48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全款时止资金占用利息。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系为完成行政管理目标而订立，协议内容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属于行政协议。新盛镇政府所举示的证据足以证明，该地块所涉复垦项目竣工后审查确认面积为575㎡。张绍春退出农村建设用地应得的土地复垦补偿费用112,168.13元，已领取首期付款金额28,513元，尚余83,655.13元未领取。但新盛镇政府所举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已将剩余款项依法支付，或者虽未依法支付但存在正当阻却事由。故新盛镇政府尚有83,655.13元土地复垦补偿费未支付给张绍春，且其未及时足额支付的行为确给张绍春造成资金占用损失，张绍春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应当依法支持。遂判决新盛镇政府继续履行《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协议书》，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张绍春土地复垦补偿费83,655.13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付至付清全款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息）。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未上诉。 典型意义 土地复垦是优化农村土地结构布局、完善乡村设施配套、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方式，协议相对人与行政机关订立的土地复垦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行政机关通过柔性手段即与相对人达成协议推进土地复垦工作，落实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就行政协议的履行争议提起行政诉讼，但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形式上可能属于传统的单方行政行为之诉。如本案当事人原先提出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减少复垦面积违法并予以行政赔偿，但其实质为对土地复垦协议的履行产生争议。对于此类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释明，引导当事人提起行政协议履行之诉。土地复垦协议的约定事项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时，应当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协议当事人主张按照实际情况履行协议的，则应当对实际情况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另外，本案在违约责任认定上，人民法院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有关规定，充分考量资金占用损失的法律性质，认定行政机关存在逾期支付款项情形，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令其支付相应利息，有利于充分保障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守信践诺。 四、张铁成诉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基本案情 张树祥系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滑石道村村民。1967年6月，张树祥与李兰香结婚，婚后育有两子：张铁军、张铁成。1985年4月，李兰香去世。1999年，张树祥申请宅基地并建设本案被征收房屋，该房屋属张树祥一人所有。2012年6月15日，张树祥作为被征收人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以下简称门头沟征收中心，相关职责已由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承担）、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泉镇政府）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2015年5月11日，张树祥与门头沟征收中心、龙泉镇政府订立补充协议，约定安置张树祥两居室一套、一居室一套，其中两居室安置房一套已交付被征收人。2015年6月26日，由张铁军代张树祥选择了安置房屋。张树祥于2015年12月7日去世，张铁军于2016年7月2日去世，此时安置房屋尚未交付。张铁成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其为张树祥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请求判令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门头沟征收办）与龙泉镇政府向其交付涉案安置房屋。 裁判结果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张树祥去世后，其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应当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现张铁成主张其为张树祥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并要求两被告向其履行协议，但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张树祥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因此，张铁成以张树祥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要求法院判决两被告向其交付涉案安置房屋并以自己名义领取钥匙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张铁成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时依法向属地派出所、民政局、档案馆等单位查询张树祥、张铁军的户籍、婚姻登记信息，张铁军与张铁成属于同一户籍，未发现张铁军的婚姻登记信息。至二审判决作出，未发现存在与张铁成处于同等地位的继承人。二审认为，结合张铁成提交的证据以及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可以认定被征收房屋属张树祥一人所有，在张树祥去世后，不存在与张铁成处于同等地位的继承人，且门头沟征收办与龙泉镇政府对此亦不持异议，因此张铁成可以继承张树祥在被诉协议和被诉补充协议中享有的权利。如果事后出现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张树祥尚存在与张铁成处于同等地位的其他继承人，该继承人亦有权向张铁成主张涉案安置房屋的相关权利，有权要求共同分割该部分利益。遂撤销一审判决，并判令门头沟征收办与龙泉镇政府向张铁成交付涉案安置房屋。 典型意义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是行政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司法实践中，行政协议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可能根源于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确认。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已有证据可以直接认定或者推定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不宜再要求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二审法院为确认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依职权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核实，并在案件事实部分直接予以认定，可以减少当事人进一步证明“我就是我”的诉累，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兑现，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同时，因可能存在推翻推定事实的证据，为保障潜在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为后续可能产生的争议明确解决方案或者救济路径，可以实现裁判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